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是保护多还是纵容多，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。

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初衷是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减少未成年人受到的侵害，然而这样一部出于“关爱”的法律却慢慢的开始成为小部分未成年人员违法犯罪的“保护伞”。

2018年12月2日，湖南沅江一名12岁小学生吴某因不满母亲管教，心生怨念，用菜刀连砍20余刀将亲生母亲杀死。

作案后，吴某并没有表现出丝毫害怕，甚至带着令人惊恐的淡定对登门而来的外公说“我妈去外面了，没在家。”

你以为这样的态度已经够让人惊骇了吗？并不。

案件查明后，吴某依然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恶劣性，依旧表现的若无其事，甚至说“我又没杀别人，我杀的是我妈。”

据最新消息报道，因吴某只有12岁，尚未达到负刑事责任的年龄，现已被释放。释放后，吴某的父亲希望孩子能继续回学校受教育，而这遭到了众多家长和学生的强烈反对。

家长和学生们这样的反应我完全可以理解，回想一下吴某杀完人之后种种表现，忏悔没有，恐惧没有, 自责没有，似乎一切都是家常便饭，理所应当，这样一个炸弹埋在身边，瑟瑟发抖。

而让吴某重返校园接受教育的提议，网友一致反对：

除此之外，对于释放吴某这一决定，有不少人质疑：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否已等同于未成年人犯罪许可证？

河南光法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认为并不是。

首先，我们应该肯定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作用，在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中明确规定了家庭、社会、司法等层面对未成年人的保护，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存权、发展权、受保护权、参与权等多项权利。

其次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并不是对未成年人的纵容。考虑到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，未成年人犯罪可能是因为不谙世事，受一些社会的不良诱惑所致。

所以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也表示，对于可塑性较强的未成年人，不应该采取严厉的手段。

当然，这也是考虑到人性本善，未成年人之所以作奸犯科，往往是因为涉世未深，不明事理，只要家庭、学校与社会善加引导，就能改过自新，走上正道。而且，“重教轻罚”体现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，也是法治文明的体现。

虽然，我们立法的初衷是好的，但是有些未成年人知法犯法，主观恶性大，犯罪手段特别残忍，对这些未成年人而言，言传身教、家庭教育+学校教育等都显得苍白无力。这时，立法严惩就是最佳弥补的方法。

“法律是治国之重器，良法是善治之前提。”在青少年犯罪低龄化成为不争事实的今天，法律不宜片面强调施暴者作为未成年人的特殊权益，要知道，严肃惩戒施暴者才能保护更多的未成年人，也包括警醒挽救那些容易滑向犯罪深渊的问题少年。

所以，未成年人保护法如果只是一味提倡保护，而不重视严惩，将带来不可估量的错误。

作为法治国家，美国在未成年人犯罪这个问题上遵循严格的法律。前几年，美国司法机关追究的在美中国留学生绑架、虐待两名中国女生案，最终判处了施暴者无期徒刑，这或许对我们有借鉴意义。

我们建议，如果可以，中国也可以学习借鉴美国，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，视未成年人犯罪严重程度和其年龄阶段予以区别处罚，对未成年人主观恶性较强的恶性犯罪，给予严惩。